麦迪本场依然一身西装革履坐在场边观战。

    虽然屡屡受伤，但伤病对于麦迪的影响远逊与他的心魔作祟。美国的某体育报记者曾毫不客气地说道：“麦迪有像乔丹皮蓬等优秀球员所具备的篮球天赋，但他却是我见过的所有有天赋的球员中最不努力的一个。”的确，对比赛求胜欲望的缺乏、在球场上的拖沓以及攻防的不专注才是麦迪的致命死穴。

    现在的火箭犹如一台重新组装的台式电脑，虽然配置不高，但运行还算正常。麦迪的尴尬在于，他在队中只是一块多余的华而不实的液晶显示屏，而非不可或缺的中央处理器。

    依麦迪近几年的表现来看，他也就和皮尔斯雷阿伦之流一个档次，欲与科比小艾试比高，他还差的很远。

    若想成为一名伟大球员，首先要有一颗勇于求胜的心。

    缺乏对胜利的渴望对比赛的执着，麦迪注定离伟大越来越远。

    推荐者王蒙和陈晓明不以为然，王蒙认为，自己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希望大家不要把推荐入作协看得那么重，不要把什么事都掺和到一起考虑。写作是一个行业，你从事这个行业出了书，还有人看，就可以加入作协。

    而陈晓明对郭敬明的评价就更高：“郭敬明是80后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青少年读者群中极具影响力，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相当多的少年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郭敬明的作品写出了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其影响力和文学水准都足以使他具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资格。”

    我认为王蒙的观点让人很难苟同，因为作家这个行当很特殊，他是为成千上万读者生产精神食粮的，这样的人虽然不可能个个都是雷锋，最起码他的道德水准应该在普通人之上，否则他写出来的东西越是畅销，便越是容易误导读者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女作家毕淑敏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不断要求自己进行人格和修养的建设，既然已被判定抄袭，又拒不道歉，对作家来说应该是重大瑕疵，这实在是很遗憾。”我们并不认为年轻人犯错误就应该将其一棍子打死，但这位红极一时的郭敬明在被原创者起诉告倒后，即使认罚也不认错的精神足见其脸皮之厚。当“文抄公 ”被推上被告席并败诉这对于一个写手（我认为他充其量只是个写手）来说，已经是致命的缺陷，可他又不认错更不道歉，这简直就是道德上严重缺失了。这种人加入中国作协，无疑将极大地影响作协的整体形象，读者会因此而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作协和作家。

    郭敬明这样的写手能加入作协绝不是偶然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的直接反映。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就是老大而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是坑蒙拐骗还是沦落风尘，条条大路通罗马，有钱就是上等人，无论到那里去，对方都会高看你一眼。作为受欢迎的写手，哪怕他的抄袭行为屡屡东窗事发，只要在青少年读者群中有着一定的人气，便能在前文化部部长的力荐下，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呜呼！这简直就是中国作家群体的悲哀。

    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原因是80后年轻写手们的抄袭行为简直愈演愈烈：“亿元女生”郭妮的成名作《麻雀要革命》抄袭了《水果篮子》；新作《再见，苏菲斯》则大肆抄袭《东京巴伦比》；日本的《圣传》被郭敬明抄入《幻城》、庄羽的《圈里圈外》成了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而那位年轻的残疾美女作家安意如早已被天涯网公认为“将抄袭推向世界纪录”的美女作家。由此观之，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既势在必行，又理所应当，一方面作协需要补充这种既年轻又对自己抄袭的事实脸部变色心不跳、心理素质极好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红遍大江南北的年轻的文抄公们也的确得有一个代表人物，在我们这些读者心目中曾经十分神圣的中国作协里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这个代表人物非郭敬明莫属，作协没有郭敬明，将是不完美的、缺乏代表性和有缺憾的。

    相信随着郭敬明的加入作协，必将使其成为一面旗帜，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80后、90后乃至2000后出生的、有着一定的语言文字天赋并且抄袭别人作品泰然自若、被起诉后败诉又绝不认错的年轻的朋友们，加油！发挥你们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本领，找一家出版社给你们精心包装一番，你们即可成为无数同龄人追捧的对象，不但名利双收，说不定“一不留神”还会受到著名作家、评论家的力荐而加入中国作协，那样你们将更加身价百倍，“码”出的作品将更加洛阳纸贵，从而不尽财源滚滚来。

    后记：本文转载于网络，作者观点完全代表本博观点。

    另外还有三点要说 ：

    一，本次事件虽然以小偷郭敬明为主角，但王蒙的表现却更像一个贪污重犯。我们分析一下王蒙面对记者的发言：“我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希望大家不要把推荐入作协看得那么重，不要把什么事都掺和到一起考虑。写作是一个行业，你从事这个行业出了书，还有人看，就可以加入作协。”关于“我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这句，深谙语言艺术的老作家显然是避重就轻了。是的，作协不是在推选道德楷模，但是不是所有的流氓文痞斯文败类都可以获准加入中国作协呢？这个显而易见的只要脑袋没被驴踢过的人就必然明白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坛泰斗（有媒体如此称呼，笔者以为他充其量不过一“文坛太爷”尔）面前却另有一番惊人高论：“ 写作是一个行业，你从事这个行业出了书，还有人看，就可以加入作协。”王蒙显然是在官场浸淫多年，语中机锋四伏，俨然一政客发言。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官场俗话应该是这样吧：只要你出了书，那进不进得了作协还不是我王蒙一句话！也许读者会对笔者的“翻译”提出质疑，本人和读者一样，也希望是自己理解有误而非事实如此。但很不幸，当现作协主席铁凝面对记者提问居然说出你可以去问王蒙的时候，我们没理由不相信我的猜测一语成谶。

    二，除了陆天明毕淑敏明确表示反对郭进作协以外，陈村解玺璋等人装傻充愣地和记者（进一步讲也就是和观众）打起了太极拳，说什么作协没有明文规定抄袭就不能加入云云。果然全他娘的是语言大师，面对公众发言都是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虚晃几下。我们注意到，郭敬明“抄袭”本身并不值得读者一再诟病，但！重要的是，面对法院白纸黑字明文判定的抄袭郭的态度——认罚不认错（愿意赔款9万却拒绝书面道歉）。这就是一位职业作家面对抄袭的态度吗？这种执迷不悔难道也是作协评审委员会那些德高望重的造诣精深的具有独立人格文化良知的文坛前辈们所能容忍的？也许现代社会人们对“作家抄袭”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敏感了。但王蒙那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很清楚，一个作家如果被指认抄袭且拒不认错的话，那会是怎样的令同行不齿令读者失望，而他又会面临怎样的无地自容身败名裂的困境。当然，这一切在处于新时代的郭敬明身上那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发生。

       更可笑的是，郭氏被叛定抄袭的书《梦里花落知多少》还能被列为他的代表作安然无恙地通过作协层层审核。体制内的暗箱操作居然明目张胆到了如此地步，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瞠目。也许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向韩寒同学学一句“作协算个屁，不要再装逼”。

    三，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与其说是一位畅销作家与时代没落体制的联姻，不如说是一枚声名在外的文坛装逼犯和一头位高权重的体制黑手之间的亲密合谋。

于是，那些痛心疾首忧国忧民的文学卫士们开始呐喊了：救救文学！

看了有关为文学求救的论调，不禁哑然失笑，文学未死，我们却正急着为其招魂。不可否认，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人在影音作品中享受着感官上的短暂刺激，而最原始的那种源于文字的直击心灵的阅读体验则完全被忽略。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不会因时代的冷落而枯萎，因人民的漠视而凋零。任何企图从主观上断言文学走向的人终将徒劳。时代是有偏见的，历史却是公正的。许多年后，人们会发现，当初那个时代原来也有经典。

或许是文学与商业从耳鬓厮到肌肤相侵使人民太过失望了。从汪国真的夭折到余秋雨文化遮羞布的失效，媒体吹捧的作家学者总是令观众意乱神迷，文学的真身却不知所踪。人们不知道，文学本身并没有消亡，只是读者迷失了。体制内国家机构的急功近利与文学本质上的崇尚自由截然相悖必然导致——文学总是以一种流亡的姿态大隐隐于市。

曾几何时，央视指望以一方百家讲坛为患病已久的广大民众注射些许文化营养液，而人们看到的却是易中天于丹作为文化替身的一次次被夸耀和赞美，以及被声讨和责难。一切都已背离了倡导者的初衷：官方为民众引爆的收视狂潮窃喜不已，人民在盲目崇拜和颠覆偶像的运动中乐此不疲，易于等人迎着扑面而来的鲜花掌声口水板砖青云直上，只有孔子庄子罗贯中被永远遗弃在历史的故纸堆里。

如果有一天，人民忽然明白，真正的文学只是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游戏。那么，所有的奇异现状都可不必再大惊小怪。文学是无辜的，它不会死于任何一个时代，却被一群杞人忧天的文化使者扼住了咽喉。也许他们的每一句聒噪都是为真理而争，而文学也将继续在远处孤独地存活。                                              

                                           ——浅谈余华作品

怀着热切的期待读完余华新作《兄弟》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难以接受的失望。比照余华以前的几部长篇小说，很难想象，余华精心打磨的“十年一剑”几乎是在挥刀自残。这里，不禁要对余华的作品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在细雨中呼喊》 这是余华在90年代初抛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多角度的叙述方式、重复变换的时空设置、极为讲究的语言表达无疑使它深深打上“先锋文学”的烙印。许多清新奇特的句式运用使文章的表达绚丽多姿。如“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一般滚滚而来，将我的眼睛吞没了”、“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这样诡异的描述让读者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使读者充满的迫不及待的阅读欲望而不是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本身。当然这也是“先锋文学”在语言技巧上的典型运用。就文字本身而言,《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顶优秀的小说。

就我个人理解，《活着》的问世是“先锋文学”在绝境中面对现实的巨大妥协。尽管这部作品让余华满载盛誉，但与此同时，余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脱掉先锋作家的外衣了。

事实上，“先锋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派系，其生命力是十分薄弱的。在技术层面的过分追求使其演化为一种自宫式的激进，而在思想深度精神探求方面的要求又似乎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所以，余华曾在一次访谈中不自觉地将史铁生王朔都划入了先锋作家一列。。。扯远了，继续说《活着》一书。

《活着》一书所表达的主题正是史铁生作品中所一贯阐述的：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不同的是，史铁生在个人困苦中的生活体验被余华放大成为一种时代苦难恰如其分地在主人公“福贵”身上上演。同时，余华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良好素养让小说在表现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余华拿手的“零度叙述手法”在此书中表露无疑。作者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将“福贵”一生所遭遇的不幸用近乎冰冷的口气娓娓道来，这种单纯透明的叙事风格更深刻地强化的读者的感知和震撼。“福贵”作为那个苦难时代的代言人由此深入人心。

后来的读者好象误解了文章本意。将文章主旨肤浅的理解为活着就是接受苦难，随遇而安。不错，作者是说过，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对于此，我个人的理解是：人们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最终人也要“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但这并不否定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证后，有更高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在无边的苦难袭来时我们应该坚强地活着，活着就有希望。但愿我的理解更接近作者本意。

《许三观卖血记》在创作手法上几乎和《活着》如出一辙，同样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以一个小人物的悲惨经历为那个不堪回首时代代言。和《活着》一样，作者滤去了所有心理描写，凭借赤裸裸的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对话打动人心。从整体上看，《许》在结构上更为灵动，不像《活着》那样让人略嫌沉闷。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问世表明了余华在先锋文学阵地失陷后在另一条路上进行的探索，并且，事实证明他在这种不懈努力之后的转型是成功的。

在写就《许三观卖血记》之后的十二年，我们看到了余华的新作《兄弟》。《兄弟》上部延续着“余华”式的对苦难时代人物命运叙述的老调重弹，而下部则由于缺乏了余华一贯利用的“苦难时代”这一历史背景使其在叙述强度上显得捉襟见肘。“大跃进”没有了，“自然灾害”没有了，“文革”没有了。新世纪的平民生活让余华对苦难的冷静表述骤转为对荒诞的刻意渲染，由此而生的喋喋不休的冗长叙述已经大大降低了它的表现力度。相反，给人感觉却是作者虚火太盛而不能很好地驾驭文章的发展。因此，《兄弟》一书不可避免地走向溃败。

《兄弟》的出版对于冷清的当代文坛也许算得上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它只是一场华丽的崩塌。

最后，衷心希望余华在未来会有更精彩的作品展现给我以及和我一样喜欢余华的读者。

最近几天才恍然发现，人性的张力是如此之大.想当初咱也曾一心奋起踌躇满志，没想到回家才几天就堕落的一败涂地了。堕落这个词也许用的重了，但事实是过去的每一天都在虚度。在学校我可以平心静气心无旁骛的读书解题，可回到家里，面对空置的电视电脑和外面城市的喧嚣我是断然没有拿起书本的决心了。

放假是用来放松的不是用来放弃的。当我发现自己已经足够“放松”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去车站买好车票准备返校。而想让我多住几天的父母看我拿着车票回家却睁大眼睛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开学就大三了，大学生活已经过半。想了很久的关于考研与否的问题在我发现以写“灰色青春”系列的80后大学毕业生孙睿都一边数稿费一边屁颠屁颠的读研去了以后终于定了下来。关于考研，没有什么好说的。“继续深造”或是“浪费时间”，这已经不是讨论的重点。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尴尬境遇才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至于考研以后是继续挣扎还是有更好的结果，还是让时间去证明吧。

唐叛说的不错，大学只是梦想的跑道，离蓝天还很远很远。

（本来想就那个事情写点东西的，不小心看到个这帖子。不错，收到这了。）

     无厘头万岁，坚决将无厘头进行到底！！！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