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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2 | 有多少苦难可以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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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余华 

                                   有多少苦难可以代言

                                           ——浅谈余华作品

怀着热切的期待读完余华新作《兄弟》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难以接受的失望。比照余华以前的几部长篇小说,很难想象,余华精心打磨的“十年一剑”几乎是在挥刀自残。这里,不禁要对余华的作品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在细雨中呼喊》 这是余华在90年代初抛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多角度的叙述方式、重复变换的时空设置、极为讲究的语言表达无疑使它深深打上“先锋文学”的烙印。许多清新奇特的句式运用使文章的表达绚丽多姿。如“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一般滚滚而来,将我的眼睛吞没了”、“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这样诡异的描述让读者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使读者充满的迫不及待的阅读欲望而不是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本身。当然这也是“先锋文学”在语言技巧上的典型运用。就文字本身而言,《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顶优秀的小说。

就我个人理解,《活着》的问世是“先锋文学”在绝境中面对现实的巨大妥协。尽管这部作品让余华满载盛誉,但与此同时,余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脱掉先锋作家的外衣了。

事实上,“先锋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派系,其生命力是十分薄弱的。在技术层面的过分追求使其演化为一种自宫式的激进,而在思想深度精神探求方面的要求又似乎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所以,余华曾在一次访谈中不自觉地将史铁生王朔都划入了先锋作家一列。。。扯远了,继续说《活着》一书。

《活着》一书所表达的主题正是史铁生作品中所一贯阐述的: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不同的是,史铁生在个人困苦中的生活体验被余华放大成为一种时代苦难恰如其分地在主人公“福贵”身上上演。同时,余华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良好素养让小说在表现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余华拿手的“零度叙述手法”在此书中表露无疑。作者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将“福贵”一生所遭遇的不幸用近乎冰冷的口气娓娓道来,这种单纯透明的叙事风格更深刻地强化的读者的感知和震撼。“福贵”作为那个苦难时代的代言人由此深入人心。

后来的读者好象误解了文章本意。将文章主旨肤浅的理解为活着就是接受苦难,随遇而安。不错,作者是说过,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对于此,我个人的理解是:人们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最终人也要“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但这并不否定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证后,有更高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在无边的苦难袭来时我们应该坚强地活着,活着就有希望。但愿我的理解更接近作者本意。

《许三观卖血记》在创作手法上几乎和《活着》如出一辙,同样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以一个小人物的悲惨经历为那个不堪回首时代代言。和《活着》一样,作者滤去了所有心理描写,凭借赤裸裸的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对话打动人心。从整体上看,《许》在结构上更为灵动,不像《活着》那样让人略嫌沉闷。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问世表明了余华在先锋文学阵地失陷后在另一条路上进行的探索,并且,事实证明他在这种不懈努力之后的转型是成功的。

在写就《许三观卖血记》之后的十二年,我们看到了余华的新作《兄弟》。《兄弟》上部延续着“余华”式的对苦难时代人物命运叙述的老调重弹,而下部则由于缺乏了余华一贯利用的“苦难时代”这一历史背景使其在叙述强度上显得捉襟见肘。“大跃进”没有了,“自然灾害”没有了,“文革”没有了。新世纪的平民生活让余华对苦难的冷静表述骤转为对荒诞的刻意渲染,由此而生的喋喋不休的冗长叙述已经大大降低了它的表现力度。相反,给人感觉却是作者虚火太盛而不能很好地驾驭文章的发展。因此,《兄弟》一书不可避免地走向溃败。

《兄弟》的出版对于冷清的当代文坛也许算得上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它只是一场华丽的崩塌。

最后,衷心希望余华在未来会有更精彩的作品展现给我以及和我一样喜欢余华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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